钟小妹是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第一节课的时候，她刚刚大学毕业，小小的个子，扎着一个马尾巴，穿一个白衬衣，甜甜美美的一下子闪进教室，还以为是一个走错教室的女同学，让我们大跌眼镜。后来，她深情并茂的给我们讲了才子佳人苏小妹的故事，班长weekend就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钟小妹”。为此，weekend站了一周的办公室，也从此，“钟小妹”广为流传。高中里，一个柔弱的女子在我们这群狼心狗肺的学生训练下变得日渐刚毅。

最初的钟小妹是怯生生的，又拼命想拉近彼此的距离。站在讲台上，是需要气势的。很显然，台下的气势更胜一筹。语文课变成一种难得的休闲，做数学作业的，讲话的，发怪声的，喝水的，传纸条的，打游戏的……热热闹闹，又井然有序，如同一幅《清明上河图》。鲁迅先生说：“最高的藐视是置之不理。”敏感的钟小妹自然很快在空气里捕捉到敌意，于是胡萝卜和大棒轮番上阵，无奈怎么演，都是一场独角戏。我们在这样一场默契的集体游戏里感到悠然自得。也许，我们只是需要找这样一个人，做这样一些事，释放和宣泄青春被应试教育摧残的苦楚。而下手的，自然是身边最亲近的人。如果钟小妹明白这个道理，会不会少哭几次鼻子呢？唉，那时可怜的人儿。

在长期的PK中，钟小妹也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到高二的时候，小妹已经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苦口婆心连珠炮似的教训高大威猛的男生了。可是每次看到男同学一脸视死如归的凛然，我就会觉得如果这是一场一厢情愿的婚姻，将是多么悲惨。不打不相识，在无数的较量之后，我们也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开始怜惜这个文学女青年。

每周六的作文课和名著赏析课是高中课堂里少有的愉快时光。豆蔻年华的孩子，总有满脑子的奇思怪想。这时候，钟小妹就会暂时放下课本里的教条，任我们煮酒论英雄。那一刻，对文学的热情使她面色红润有光泽，讲起课来思维飞跃心游神往八千里。那一刻，我们也放下桀骜不逊的架子，任她如长袖善舞的精灵，温润我们快要在高压下干涸的心灵。小妹说，人在不同的阶段，心境是不一样的。那些当时放下的小说和诗歌，当你有一天再想拾起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当时的心情了。多年后，当我在遥远的海外，深夜里，重新打开《理智与情感》希望重温年少的文学梦，却真的发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了。我的心，已经浮躁的容不下简.奥斯汀了。

钟小妹和她眼中的韦小宝一样，对人有着众生平等的爱，这是她比起别的老师来最可贵的地方。她能发掘任意一个顽逆的学生的闪光之处，并一视同仁我们的可爱。那时候，我是一个小小的愤怒青年。或者，我只是想表现我的与众不同。谁知道呢：）我在我的周记里娓娓道来我对世界的义愤填膺，我在课堂上咄咄逼人的和小妹对峙表达对她一个知识点讲错的抗议。小妹给我周记的评语，比我本身的文章更长。又装作很自然的聊天，委婉的讲故事，大意是人要有一颗宽容阳光的心。当我参加工作后，我也感到惶恐、紧张并犯错，我会想起当年自己的尖刻和自以为是，百感交集。那时候的小妹，也不过22、23岁呢。

大学毕业前，我在几个offer之间摇摆不定，焦头烂额。鬼使神差中竟想起小妹，坐了20站公共汽车跑去看望她。小妹早早嫁给了大学时代诗社的社长，刚刚生了孩子，满眼闪烁着母爱的光辉，淡定又浪漫。我为之一震。生活不在于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什么样的态度。我心里面悬着的石头忽然之间就放下了。

1998年到2005年，小妹从23岁长到30岁。我和我的同学们从16岁长到23岁。小妹和我们亦师亦友，彼此见证对方的成长。2008年，机缘巧合，我和高中好友静同在大洋彼岸的西半球工作和学习。因为没有时差，MSN上的我们变得愈发惺惺相惜。在迎面各自的挑战和难题之外，我们喜欢一起回忆那些青葱岁月，那些让人感到安慰的岁月。

生活在前行。我始终相信，我的力量，源源不断，一直由此而来。